罗裕余，1938年毕业于广东省立广州农工业职业学校土木科。1949年，罗裕余参加“两航起义”，后任中国民航总局的高级工程师。
邝耀荣，1939年毕业于广东省立广州农工业职业学校机械电机科，毕业后到航空公司工作，于1949年参加了著名的“两航起义”。解放后在北京首都机场维修基地任高级工程师。
黎廷璋，1940年毕业于广东省立广州农工业职业学校机械电机科，毕业后到航空公司工作，于1949年参加了著名的“两航起义”。解放后黎廷璋在北京首都机场工作，任高级工程师。
黄元亮，1942年毕业于广东省立广州高级工业学校机械电机科，毕业后到航空公司工作，是当年 “中航”（CNAC）驻印度加尔各答维修基地机师，参加过著名的飞越“驼峰”飞行，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1949年，参加了著名的“两航起义”，后任广州重型机器厂工程师。
1949年1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中国航空公司(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代表两公司在香港的员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在缺乏地面导航及气象保障的困难条件下,冒着可能遭到国民党空军袭击的危险,两航总经理等人乘坐潘国定机长驾驶的CV-240型飞机由香港直飞北京,其余11架飞机(包括3架C-46型、8架C-47型飞机)由陈礼达机长带队从香港直飞天津,史称“两航起义”。
“两航起义”飞行线路图
我校罗裕余、邝耀荣、黎廷璋、黄元亮等四名校友，毕业后到航空公司工作，因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于1949年参加了当时的“两航空起义”。
这一行动，彻底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空中运输线，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并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左起：罗裕余、黄元亮、邝耀荣、黎廷璋）
根据校友黄元亮回忆说：“中航在飞越“驼峰”时飞机还没那么多，抗战胜利后，美军在回国时，把战争时期的飞机连送带卖，时任总经理刘敬宜先生审时度势，及时买进，我们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飞机一下子就扩充到60多架，远东第一，世界第6。我们在启德机场地面走，那真是昂首挺胸的。
当时停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两航飞机
即使不想回大陆，到英国人那里，照张相，填张表，上午去，下午就给你香港身份证。但高薪也好，优越条件也罢，没有太多的人对此有过留恋——从抗战起就一直在公司内部活跃的地下党一直在暗中做工作，新鲜的空气不断从罗湖桥吹到香港，大陆的新气象几乎就呈现在眼前，面对着这样一股清风，谁能不想回去！”
老人说，当年刚一迈过罗湖桥，回到新中国，就感觉处处是新气象，每个人都兴奋得很。从广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很多女同志就脱掉高跟鞋、换下旗袍、剪掉卷发，口红啊眉笔的，都扔了。革命了，从此不再颠沛流离了，多好！
“两航起义”是对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沉重打击,是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技术、人才、设备等多方面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