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陈培兴生于1916年的始兴县外营村。祖父陈大勋天性聪明好学，青年时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以行医为业，民国元年在县城开了一间“光复堂”诊所，1930-1936年间先后在上海中华医学函授学校函授中医内科、眼科、妇科、儿科等科目均获得优等毕业证。1932年祖父还在上海中医杂志月报上发表论文并深得广州四大名医之一（陈伯坛）赞赏并应邀到广州东横街医务所会唔，交谈中国中医和进行口试。自后与陈伯坛建立了师徒关系。祖父以邑中名医的社会地位一直暗中支持始兴革命。母亲李泮鸾是位勤劳慈祥和善的家庭妇女。
父亲的孩提时代，是随母亲李泮鸾在外营村度过的。当抗日风度大队驻扎在外营村时，祖母李泮鸾经常将家中粮食献给部队，用自己微薄之力支持革命事业。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熏染环境中长大的。
接受革命的启蒙是在上学的年龄，父亲进入本村的私塾读书，同时还帮母亲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破蒙后，随父亲到县城读书，进入县立一小念四年级。父亲生性聪明好学有超强的记忆力，小学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立一中，成为张光弟老师的得意门生。张光弟老师不仅给学生讲授科学文化知识，还传播先进的革命思想，父亲因而接受了早期的革命启蒙。
1926年父亲在张光弟老师与陈竹君的引导下开展农民运动，组织成立进步团体“新兴社”，出版进步刊物《始兴青年》，号召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1927年，当南雄湖口农民起义中受伤的曾昭秀被转移到张光弟家时，出于对革命前辈的尊崇，父亲经常去张光弟老师家为曾昭秀端茶送饭、熬药送药，待曾昭秀伤痊愈后，父亲又听从张光弟老师的吩咐将曾昭秀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1931年，父亲在广州中华中学读书与曾谊勋、凌约翰、邓文礼等组织秘密青年组织“狂流社”，出版进步刊物，评击贪污腐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日寇侵略的反动政策，及地方反动派对始兴人民实施压迫所造成的灾难。但不久因坏人告密，“狂流社”被遭禁，停止了活动。
1932年上半年，父亲与曾谊勋、邓文畴、邓文礼等进步青年秘密出版刊物《洪流》，揭露军阀及地方反动派在始兴对农民施行烧、杀、抢造成的灾难。因当时在广州国民党燕塘军校的谢义海告密，受到广州市国民党的干涉而未出版。但却将已征集好的稿件大部分以始兴留省学会名义换成传单形式发出，依然达到了揭露始兴国民党反动派华颂尧、曾海澄等人与地方封建势力勾结的丑恶面目的目的。
1933年冬，在张光弟老师的倡议下，始兴成立农协小组，父亲成为领导小组核心中最年轻的一员。在张光弟老师的指导下，曾谊勋、吴新民、刘昌生、刘世周、张铭、陈紫文、陈如康等秘密聚集起来，扩大农协组织，以农协小组为核心，除进行农民运动工作外，还开展军事运动和学生运动，由刘世周、陈如康负责军运工作，曾谊勋和我父亲负责学运工作。农运采用秘密和公开两种组织形式开展工作。公开的群众性组织有兄弟会、耕牛会、陂水会（妇女则称观音会）。通过这些组织去动员农民为切身利益展开对地主的斗争。
学运工作由在广州的曾谊勋、陈培兴争取了留省学会的领导权。对修改始兴县教育局公费补助留省学生分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达到了公立、私立学校学生一视同仁，均能享受公费补助的目的。
1935年春，父亲与邓文畴、曾谊勋、邓文礼、凌约翰、陈晓春等在顿岗小学带领教员陈亿勋、张铭，以及刘世周、陈紫文等组织“嘤鸣书屋”，开展社会革命和农运等宣传活动。和顿岗农会的负责人刘昌生等组合“三五书屋”。并得到在外工作的原“新兴社”的张光弟、李大光、曾启鲁、钟远徽等捐献大洋50元给书屋购买图书的支持。
“三五书屋”设在县城水云楼张光弟家，曾谊勋主持书屋事务。图书中有秘密传阅的马列主义中共留法支部主办的《救国时报》《新青年》《响导》《黎头周报》及各私人珍藏的进步书籍、文学书刊等，并义务为各校代购图书、教学书、文具等。广泛团结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启发他们爱国主义与新文化思想。
1936年春，在广州光华医学院就读不到一年的父亲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之后，他来到广州新民声通讯社做新闻记者，可生性耿直的父亲又因撰写《西华路惨案目击记》一文被反动编辑追查，被迫与张光弟老师一起返回家乡。
回到家乡后，父亲与因伤病留在始兴继续革命的红军指挥员刘梦兰相识，进一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同年4月，在刘梦兰的影响下，父亲和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革命团体 “始兴青年歃血团”，大家一致推荐父亲为书记，张光弟、刘梦兰为顾问。之后他们又相继组织成立“乌鸦艺文社”，出版期刊《乌鸦》，介绍进步文学，宣传团结抗日。
1936年冬，父亲在外营村创办日新小学并任校长。
11月，张光弟受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委托，在其家乡清化矮岭创办竹溪小学，后更名为风度学校。
12月由张光弟、曾谊勋、父亲陈培兴等主持组织“乌鸦艺文社”，出版《乌鸦》杂志。第一期以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为内容，分析形势，宣传团结抗战和介绍进步文学。第二期是纪念鲁迅逝世专刊。第三期以揭露国民党造假、勾心斗角、争选国大代表的丑态为主要内容。父亲在担任民众教育馆馆长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公开或秘密地宣传抗日的活动，以后被迫停刊。
1938年成立了以青年骨干为核心的“始兴县青年抗敌同志会”，陈培兴兼任总干事，并负责掩护省委电台。同年3月，在革命进步人士张光弟老师的支持帮助下，陈培兴、邓文礼、邓文畴、张柏坚、曾海容等一批有志青年毅然奔赴陕北革命根据地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班，在军事大队，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开始了新的革命旅程。
10月10月广州沦陷前夕，粤北形势有了新的变化。韶关成为战时省会，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和广州市八路军办事处迁到韶关。在党的领导组织下，粤北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起来。
1939年3月在延安抗大完成学业回到始兴，到风度小学任教。在此期间，父亲借工作之便，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教师，为始兴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父亲经过多年暴风雨的锤炼，革命意志越来越坚定，对党的事业愈来愈执着了。
1939年7月下旬，父亲经温盛湘、凌信孚、陈培松三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介绍在南雄递交了入党志愿书。同年9月在南雄县委邱委员的主持下，父亲陈培兴在祖父开设的诊所“光复堂”三楼，进行入党仪式，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始兴成立了县委，父亲被委以重任负责统战、武装。不久，日军进犯粤北形势紧张，学校停课，父亲就如何在始兴建立党组织的问题上与凌信孚一起前往南雄与县委研究建党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并向南雄县委汇报了始兴大革命和土改革命时期的活动情况。南雄县委经过调查后决定始兴开展建党工作，并同时做好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县委随即派凌信孚等回始兴组织临时支部（王少英、何筱蕴、郑泳屏），父亲免后补期担任支部书记。
8月，邓文礼回到始兴，进清化风度学校任教，父亲则出县城入德华小学分别负责风度和县城内的地下党活动。
9月，全赓靖应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邀请到风度学校担任教务主任，不久接替张光弟之位，担任风度学校校长。
1939年冬，中共广东省委派党员温盛湘（始兴特派员）、廖琼、刘彦邦、容民铎到始兴工作，经张光弟介绍在始兴中学任教，并开始建党工作。发展了吴新民、刘世周、郭招贤、梁炎木、邓文畴、刘怀汉等第一批党员，同时接转了邓文礼（在抗日大学入党）的组织关系，成立了中共始兴县委员会，温盛湘首任县委书记，廖琼负责组织工作，刘彦邦（贤江）负责宣传工作，父亲负责统战、武装工作，梁炎木负责青年工作。县委领导机关临时设在始兴中学。
1939年冬，中共广东省委领导机关从广州秘密迁到广东战时省会_韶关，领导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国民党特务横行非常猖獗，省委机关在韶关的活动很不方便，最后决定将省委机关从韶关迁到南雄。
1940年，敌人到处搜索地下党电台，父亲利用祖父的"光复堂药店"作掩护，与地下党特派员温盛湘将电台部件分二部分收藏于诊所内和外营村药园的工具房内。地下党（黄松坚、张华、温盛湘、李群）等领导同志也经常利用八一村药园工具房和光复堂诊所的地理环境在诊所三楼召开多次重要会议。
2月，始兴建立县委，父亲任委员，分工负责统战和武装工作。
4月，兼任省委交通员，在日新小学设立省委交通站。
1940年春，县委派父亲到韶关省战地动员委员会高干班学习，回来后任始兴动员委员会工作团团长，团结各阶层进步人士，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办公地点设在民众教育馆。
1940年6月遵照中央指示将广东省委分为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后来又将北江特委分为前北江特委和后北江特委。以便对抗日前线地区和后方国统区党组织实行有区别的工作指引。始兴党组织属后北特委领导。
1940年12月至1942年间，我·父亲和梁炎木、欧阳春、刘彦帮等先后转移广西桂林，在逸仙中学建立据点开展革命活动（按上级规定转地不转党的方式，由梁炎木负责单线联系，组织关系在始兴，由始兴县委领导，由父亲负责政治交通，利用回乡探亲名义向始兴县委汇报工作）
1940年冬，春夏间经过南雄县委决定又将省委机关从从南雄迁到始兴（先隐蔽在县城东门街和城东多俸堂村，后来迁往沈所的红围里）。之后，父亲将电台转移到始兴沈所“红围”，并任省委政治交通员，建立了日新小学省委交通站。
1941年春，省委迁往韶关，电台仍留在红围里由吴新民、陈培兴先后负责保护。
1941年春父亲在张光弟老师的支持和协助下，与邓文畴一起顺利地完成了澄江金鉴、铁寨小学的地下组织工作，特别是将澄江开明乡坤张鉴堂等人争取过来，同情和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42年5月27日中共粤北省委机关遭敌破坏，向党中央发出的电报就是从红围发出的。当时省委书记李大林等7人被捕。中共始兴地下党随之停止活动，父亲以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的学生身份与郭招贤等利用“始兴青年歃血团”名义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42年春，省委被敌人破坏后，党组织停止了活动。
1943年春，始兴地下党负责人祝克勤离开始兴，在韶关约见父亲，祝克勤对父亲说，始兴的党组织停止活动并不等于不动，在保存力量、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在有利时机还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进行工作。所以决定由父亲负责以“始兴青年歃血团”书记的名义进行秘密活动。
1944年6月党组织恢复活动。恢复中共始兴县委，我的父亲与吴新民伯伯、邓文畴、刘世周、郭招贤等中共党员在刘镇营信义小学农场秘密开会，成立中共始兴县临时工委，推选陈培兴为负责人（任县委书记兼任前线工委书记），刘世周被选为县临工委委员。制定武装抗日计划，并分工负责各地区工作。由父亲率领风度抗日自卫独立分队二十多人，挺进八约乡宣传抗日，武装群众。
1944年9月，东纵北上建立五岭根据地，父亲任南山支队部总支书记。 同年10月22日，县战时工作队成立。从此，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也更加活跃了。到了1944年冬，为了遏制日伪四出抢掠，父亲带领着风度抗日武装力量，开赴始兴城郊抗日前线，不断打击日寇，保卫人民，屡建战功。
1945年1月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驻始兴军队逃往江西全南、定南、龙南。日军104师235联队约1000人先后沿韶关至南雄公路进犯始兴。中共北江特委派组织部长林华康到始兴传达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并成立了中共始兴县委，任命周耿光（健夫）为书记，吴新民、陈培兴、吴伯仲、邓文畴为委员。同时组成前线工委，陈培兴担任书记，刘世周、吴伯仲为委员。
随后，我父亲等率风度学校卫校分队武装挺进八约，组织群众抗日。始兴沦陷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八约乡"八一村"是首先公开发动武装斗争的老区，1945年成立"八约乡抗日人民委员会，宣布"二五"减租，全面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民兵）。
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日军在始兴县城附近纵火烧屋，位于沈北的广东省委故址红围及东湖坪窑背围被大火焚烧。
1945年2月，始兴沦陷后，父亲陈培兴与郭招贤、吴伯仲等前辈秘密再次挺进八约，并以外营为根据地四处袭击日军，发展“抗盟”组织，组织民兵，扩大队伍，并同时派出风度分队干部郭招信担任外营抗日常备队（简称营队）指导员，郭招贤亲自指导营队工作，为培养壮大这个队作出了贡献。
5月9日，国民党兵团吴应基、警察所巡官刘道平和八约乡乡长邱槐生等会集三百多武装人员围攻外营村，当天下午一股日军又入侵外营。面对两股敌人，父亲沉着应战，指挥村外与村内的营队互相配合，内外夹攻向来犯之敌展开激战，取得了一天两胜的辉煌战果，大大提振了始兴人民抗日的信心。
5月13日，前线工委于沈所外营村北山新屋场“后岩洞”宣告成立“始兴县人民风度抗日自卫大队”，吴新民任大队长，郑屏任副大队长，周耿光（健夫）任政委，父亲任政治处主任，邓文礼任参谋长。
下辖两个主力中队和五个地方抗日自卫队。第一中队长郭招贤；第二中队长郑屏（兼），副中队长张艺；五个地方抗日自卫队包括外营中队、北山中队、总甫中队、澄江中队、顿岗中队。大队成立时发表宣言：1、宣布脱离国民党的任何约束，独立抗日；2、列举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政府自己不抗日，反而压制人民的罪行；3、指控反动政府陷害抗日民主人士张光弟及其他进步教师。
同年6月，父亲和其他领导率领风度大队七个中队约600人分三路进军攻打隘子桃村坝。由于指挥得力，这一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不仅摧毁了县国民政府反动政权，还解救了张光弟等一批被押的同志。
6月29日，吴新民、周耿光、我父亲、邓文礼等指挥风度大队和外营、北山、澄江等地的抗日队伍600多人进军桃村坝，摧毁国民党反动县政府、县党部和志锐中学特务窝，活捉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吴英禄、志锐中学校长、中统特务杨瑜，营救了张光弟、田章、郭家兴、徐良、李三光等被囚禁的同志。江锦兴在大雨中只身潜逃。吴、杨两个头目在群众的要求下被就地处决。争取了郑镇华一个中队起义。风度学校随之关闭。
7月23日，风度大队南北山抗日队伍包围始兴县城。因日军事前撤走，县城被光复，始兴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风度大队队长吴新民被推举为县长。
8月1日，国民党军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187师559、560团及国民党始兴地方武装近2000人分六路，包围了风度大队的游击队据点之一"始兴县外营村"，进行"铁壁合围"式扫荡。风度大队少数人员与外营民兵及群众百余人撤入围楼。经过3天3夜激战，围楼被炸塌一角起火，中队长郭招信及外营民兵、群众120多人壮烈牺牲（其中全家被杀光的有14户），村中牛猪被宰杀百多头，烧毁房屋130多间，财物被洗劫一空，反动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外营惨案”。
外营惨案后国民党曾将父亲划为"匪首"悬赏千元通缉，多次派武装部队到黄坑搜捕。
8月15日，为迎接从延安南下的王震和王首道部队会师粤赣湘边，建立五岭抗日根据地，东纵部队以五支队东纵由南山越过南韶公路，横渡浈江时，我父亲与吴新民伯伯带领着风度大队，迎接南下的王震、王首道部队到五岭建立抗日根据地。珠纵司令员林锵云、东纵副司令员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等组成粤北军政委员会粤北指挥部，率领原五支队、军政干校学员、鲁艺宣传队、拖拉机文艺宣传队及政治部部分干部1200多人从博罗横河出发，于8月底到达始兴隘子同周耿光率领的部分风度队会师，然后渡过浈江开入北山宝峰进行休整。东纵部队继续留在粤北建立五岭根据地。
9月，东纵、珠纵相继到达始兴，与风度大队胜利会师（以后归属东纵编制）。父亲任始兴抗日风度大队政治处主任，南山支队总支书记。
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谈判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等八个解放区，并将以上地区的军队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解放区。
1946年1月25日，由于党中央的关怀和以周恩来为首的我党谈判代表的斗争，国民党不得不承认我华南抗日部队。由中共、国民党及美国三方面组成的军调部派出第八小组到广州，与国民党广东当局谈判解决华南抗日纵队北撤问题。
4月2日，双方达成北撤协定确定：1．承认华南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2．双方同意东江纵队北撤二千四百人，不撤退的复员，发给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的生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就业居住自由。3．东江纵队撤退到陇海路以北。
4月4日军调部派赴广东的三人会议代表团又与国民党广东当局进行反复谈判，达成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撤山东的具体协议。
5月21日达成广东中共武装北撤烟台的具体协议。林锵云、杨康华到澄江大小油草传达“双十协定”，做好北撤准备。传达后，林、杨两同志回司令部。留李东明、陈培兴等在澄江做部队北撤和撤后的工作部署。
5月30日（第八小组粤北支组我方代表杨康华、付代表李大熊及我粤北部队代表陈培兴、邵良础、洪韵、钟淼等同志就我粤北部队北撤烟台的人数、集合地点、行军线路等与国民党代表黎国熹中校、美方代表纳尔逊上尉谈判。经过多次会议与激烈争论达成协议，我部队分别由澄江、北山出发，经翁源、英德、从化等县开进大鹏湾，一路上国民党131师，153师等紧跟破坏，均被我军揭破，终于与6月22日抵达惠阳鲨鱼涌与各路部队汇合。6月30日乘美国军舰北上，7月5日在山东烟台登陆，风度大队领导人吴新民、陈培兴、郭招贤及容子青、华英、林先永等参加了北撤）为履行国共停战协定，广东部队根据中央指示，派出方方、林平为代表参加有关方参与的国共广东军事调停小组，粤北成立支组。代表有杨康华，临时代表有李大雄。陈培兴以粤北部队代表身份参与三人小组的谈判。国民党代表是黎国熹中校，美方代表是纳尔逊上尉。谈判地点是南雄岭南酒家。经谈判，最终达成如下协议：1、北撤山东烟台人数1200人。2、以始兴澄江为北撤部队第一个集中地点，翁源坝仔为第二个集中地点。3、按提出的路线和方式行军。
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创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在敌后坚持抗战7年之久。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在预谋发动内战，谈判桌上假意与共产党和谈，背后的屠刀已然寒光乍现。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中共中央果断决定东江纵队北撤。
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东江纵队能够全身而退，既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也与东纵领导层在谈判桌上与敌人苦心周旋密不可分。
6月29日，北撤人员在沙鱼涌海滩传达方方少将写给同志们的信。
6月30日，东江纵队二千五百八十三人(其中包括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南路和桂东南部队骨干一百六十人)在惠阳大鹏湾沙鱼涌(今属宝安)登上美国舰北撤山东烟台，邓文礼、吴伯仲等留在南北山坚持斗争。
7月父亲等东纵同志们奉中央命令随东纵北撤烟台，部队编入华东野战军二广纵队（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
1947年初，华东军政大学学习结束，父亲被派回广东工作，五岭地委在韶关帽子峰正式成立，父亲任滃江地委委员及英佛特派员，继续投身于中国的解放事业。
12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组成“粤赣湘边军事教导大队”，集中在新丰培训，父亲任队长兼政委。
1948年11月，滃江地委决定，将英东地区和佛冈地区的游击队改编为“北江支队第二团”，父亲任团长。
1949年1月，滃江地委决定并发出通知，在英佛边区成立县委，父亲为副书记。
6月，佛冈县北部各乡联防队慑于北一支的威力，纷纷向北一支缴械投降。接着成立“佛冈县军管会”，父亲任主任。
7月，滃江地委决定撤销各边区县委，成立翁源、英佛、新丰、潖江四个县委。父亲任英佛县委书记。
8月21日，五岭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曲江县委会，父亲任书记。
1949年9月1日，始兴县人民政府成立，邓文礼任县长。袁鉴文和父亲二人主持五岭地委，在罗坝接收城市和起义部队。开办支前工作训练班，100多名县区乡干部参加学习。
9月中旬，解放军南下部队侦察小分队到达罗坝，袁鉴文、谭颂华以及我的父亲接见了他们，并向他们提供粤北敌情和到广州的交通要道等情况。
9月五岭地委粤赣湘边纵队粤北第二支队司令张华派父亲协助地方负责策反饶纪绵工作。
20日，父亲以及邓文礼、饶纪绵等人在罗坝商议作战计划，大家一致认为最好就是采取“鸿门宴”的办法出奇制胜和平解放始兴。实践证明，此法确实可行。22日，饶纪绵率队起义。25日，解放军一二三团进攻始兴县城，始兴全境和平解放。饶纪绵率队起义后，起义部队改编为北二支队新一团，饶纪绵任团长。
10月19日饶纪绵率队从韶关进攻乐昌，父亲率队接应。国民党乐昌县长薛纯武表示愿意率领所属地方武装团队四个中队六百余人，向人民投降。
乐昌解放。父亲被任命五岭地委委员，解放后被任命为乐昌县委书记兼县长。
1950年父亲参加了中央根据地访问团（团长邬强）
1950年父亲调北江财委贸易总经理、北江税务局局长。
1951年10月10日成立的乐昌县人民政府(县长陈培兴)随军进入乐昌县城施政。
年冬调任广州市化工学校校长。后任中轻部广州市轻工设计院副书记、省委经济领导小组工交战线杂志社副总编，广东省统计局副局长、广东省物资储备局副局长等职。
1964年2月任海南工作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时被戴上“走资派”、“假党员”、“土匪头子”、“特务”等帽子，“文化大革命”后平反。
1979年12月离休（正厅级），任广东省统计学会顾问、广州市大学顾问、广东省老区经济发展促进会理事。
